67.7%的受访者能在工作中得到幸福感，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年终奖是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福利，在公众眼中，既稳定又能得到丰厚收入的职业才最具幸福感
在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被央视记者追问：“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莫言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关于影响工作幸福感的调查中，莫言是唯一一个“各个选项都满足，却不幸福的人”。
工作需要高收入，更需要正能量
61.1%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最大因素
2012年10月9日早晨，河南新乡。数千名职工举着已故新飞电器董事长刘炳银的照片，聚集在公司总部门口，高喊“新飞危急”要求涨薪。据了解，厂方已经连续10年没为工人涨过工资，目前一线工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上下，比新乡当地2000多元平均工资水平还低了一半。
直到10月12日下午，新飞电器在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方宣布接受劳方包括涨工资在内的八大诉求，这一事件方才平息。那么，收入是影响工作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吗？
《小康》调查显示，“收入”确实是影响职业幸福感最大的因素，“个人能力的体现”位居次席，“福利”列第三，“个人兴趣的实现”排在第四位，接下来依次是“职场人际关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实力”、“单位名气”，等等。
而在去年的调查中，排行第一的是“个人兴趣、能力的实现”，“收入”位居第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张西超对收入居调查榜首的现象持不同态度。他认为，在不考虑主观个体差异的情况下，收入对工作幸福感会产生影响，但并不是最核心的影响，在他看来，工作中受尊重的程度所带来的幸福感应该高于收入。
“在这里，睡饱才到岗，有事就闪人，大餐洋酒全免费，烤肉趴体嗨翻天，美甲美发师随时恭候，还可以带宠物上班，巴厘岛、热带雨林随心畅游！……”
在新浪微博2012年10月份的热门微博中，这条主题为“正能量办公室”的图文微博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短短两天时间，就有了六万余次的转发，这其实是国内一家精油护肤品牌阿芙位于北京798艺术区附近的办公室。
在网友的艳羡和质疑声中，该品牌首席培训师赵沛萱说话了：“真以为阿芙是养老的地方呃。我们玩起来最不靠谱，工作起来最不惜力，只想找免费吃喝，混吃等死，没梦想没激情的人请慎投简历。你会被淘汰得很难看。”
六成受访者能在工作中收获幸福感
公众认为公务员最幸福、矿工最不幸福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国公众的工作幸福感有了较大的提升。67.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幸福感，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是61.1%。
张西超认为，主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大：“比如说很自信的人、比较乐观积极的人，比较宽容、懂得感恩的人，他们都是比较幸福的。”
“除此之外，工作幸福感还与工作单位的支持有关系，比如说上司、同事提供的专业支持；与工作性质也有关系，比如说要持续付出体力劳动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任务比较重比较着急的，不同的工作性质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工作幸福感还与管理层的决策、个人的发展空间有关系。此外，组织氛围、办公环境、卫生程度、植物的摆放等，也都对工作幸福感有影响。”张西超说。
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占据了排行榜最前面的位置，接下来是艺术家、高管、自由职业者、金融工作者、演员、飞行员、创业者等高收入职业，而快递员、房屋中介、司机、保姆、矿工则在排行榜中处于末端位置。
针对此结果，张西超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像快递员这种低风险、身体参与度比较高的行业，劳动者自身的职业幸福感应该相对较高：“有一个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送快递的人，大家都称他为老曹，他的幸福感极高，今年还当选了全国劳模。”
张西超拿老曹打比方，证明“身体参与度高的职业，就算薪酬不高，也一样很幸福。”
单位福利：年终奖带来的幸福感最强
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
2012年春天，32岁的北漂青年老吴从收入稳定的事业单位跳槽了。
他到了一家软件公司，工资跟以前的单位相差不大，但他一入职单位就为他配置了一台iPad3和一部iPhone4S，不过，吸引他跳槽的根本原因，还是单位老总向他承诺的数目可观的年终奖。
面对“单位哪项福利能够提升您的幸福感”这个问题，大多受访者选择了与薪酬相关的三项福利，它们分别是：年终奖、带薪年假和绩效加薪。
时至今日，年终奖已经成了求职者对单位的“期望与要求”中仅次于收入的一个重要选项，它在“最能够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福利”中排行老大也不足为奇。带薪年假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公众对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他们期待在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后，能得到几天有保障的假期来休养身心。而绩效加薪则是对员工努力的嘉奖。
看来，单位福利还是“实在”一点好。杭州娃哈哈公司就曾为其他企业做出过表率：2010年，杭州娃哈哈一改过去直接把房子分给员工的做法，批量买下杭州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再分配给员工。“这样，人员很稳定，流失率相当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称：“公司买下的房子约3000多元/平方米，当分配的时候，公司补贴1200元/平方米/人，如果夫妻都是娃哈哈员工，合计补贴就是2400元/平方米。”
和排行前三位的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相比，百分率排在倒数第一的志愿者服务假(4.2%)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内地民众对于社会活动的热衷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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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幸福观：穿上“工装”倍儿幸福
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了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77岁的王国伟又点上一根烟，拿起他老旧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的人啊，没那么多想法，我觉得当时穿着工装，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首都钢铁厂’几个红字的那种，就倍儿骄傲，倍儿幸福。”
1951年，18岁的王国伟进入首钢，那时首钢的名字还叫石景山钢铁厂。同一年，石景山钢铁厂二焦炉建成投产。
当年，抗美援朝还在进行，国家需要钢铁，首钢发出了“苦干三年”的号召。“当时依据工人体重、喝水、排尿量计算，一天出的汗能有10斤至12斤。”王国伟如此描述道。
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工人普遍都有一种以厂为家的精神，苦点累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那是中国大工业时代的一段幸福时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进入首钢的第二年，王国伟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厂里分了房，王国伟头一回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首钢当时的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带厨房、炉子，大床铺，十几平方米，水电全免费。二是找到了媳妇。“好待遇、好福利、好名声”让王国伟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一年，王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惠贤。
“她是首钢特殊钢铁公司的，也算是首钢人。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也多，交往可谓是一帆风顺。那个年代，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家里穷没关系，而如果成分不好，是‘地主’、‘资本家’，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来，而且以后还会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王国伟说。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钢铁工人，虽说在面子上成就感十足，但其实工作起来并不轻松。“确实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追求，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是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以钢为纲”、“钢元帅升帐”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王国伟那时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厂里的文化宫玩，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伙最期待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很多情节大家熟悉得都可以背下来。
2005年6月30日，燃烧了近半个世纪的首钢5号炼铁高炉熄灭了火焰。王国伟在现场参加了灭火仪式，他说时代变了，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工人的？
王国伟退休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以工人身份而骄傲的年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隐退了。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偶像 王进喜
时代流行 公共食堂，除四害，公私合营，全民炼钢，抗美援朝
时代穿着 中山装
时代歌曲 《一条大河》 《我的祖国》 《东方红》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时代记号 成分 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