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长江哺育和支撑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可是，在无休止的索取之下，作为长江“原住民”的鱼类却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困境。目前长江鱼类的天然捕捞量不足5万吨，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长江流域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

　　日益严重的过度捕捞、水利工程建设、水域环境污染和挖沙的无序化，严重破坏了鱼类生存环境，由此，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

　　事实上，无论是环保民间组织研究机构，甚至政府相关部门均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然而，绝大多数时候，这些方案只存在书面之上，并没有得到采纳，甚至还不得不为经济发展让路。

　　以小南海水电站项目为例，一边是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一边是环保人士、专家执著地捍卫着。当珍稀鱼类生存的最后家园，与一个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冉冉升起的经济明星城市狭路相逢后，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摩擦与较量？

　　长江护渔：危情下的救赎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常州

　　“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长江流域的资源环境面临崩溃。”4月2日，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告诉时代周报。赵依民介绍，从全流域的捕捞量看，已经从最高的年四五十万吨减少到如今的年十万吨左右。

　　据时代周报了解，这常州、江阴一带盛名的长江三鲜—刀鱼、鲥鱼和河豚，或已经几近灭绝，或数量正在急剧下降。

　　正是如此，按照农业部的要求，自4月1日中午12点至6月30日12点，长江葛洲坝以下至入海口(另外包括汉江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通江湖泊)，除部分河段刀鲚在此期间实行专项特许捕捞外，禁止其他一切捕捞行为。这是2002年以来，长江禁渔制度实施的第十一个年头。

　　“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三个多月的禁渔期，并没有阻止长江流域内各种鱼类从数量到质量全面下降的趋势。”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说。

　　在翁立达撰写的一份报告里，曾经用“保护刻不容缓”等措辞来描述长江水生生物当前面临的危险。

　　时代周报调查发现，过度捕捞，大型水坝，水体污染，非法挖沙，繁忙航运……种种因素穿插聚合，长江鱼类陷入空前生存危机。

　　长江三鲜几近绝迹

　　4月1日，长江江阴石庄镇桃花港江段，江面上货船、运沙船来往穿梭，已不见渔船的踪影。就在紧挨着外圩的大堤上，56岁的贺建新和老伴正在收拾渔具。

　　“现在长江里越来越难弄到鱼了，一个月打到的鱼甚至比不上2000年之前一天。”贺建新说，“2003年以前，两人高的网下去，一潮水下去就能有几十斤鱼上来，现在十几米的渔网最多也就是几斤的产量。”

　　相较于贺建新这些靠近家门口的打渔的渔民，常州新农水产村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渔民村。

　　“我们村一共有四个捕捞小组，原来的位置在今天的常州港那个地方，1958年成为常州市的第一个渔业大队，目前主要是在张家港、川沙、宝山一带捕捞刀鱼。”4月1日，新农水产村村党支部书记梁林坤告诉时代周报。

　　新农水产村的渔民们是长江流域里各种鱼类数量下降的见证人。梁林坤说，他本人1977年就上船打过鱼，“当时仅仅是刀鱼，一潮水下来就能有一两百斤，而现在最多就是一两斤。”

　　而该村的村民周太明告诉记者，刀鱼产量的急剧下降是在2003年前后，“特别是长江三峡大坝建成之后。最近几年中， 2011年和2012年产量下降尤其明显。”

　　比起刀鱼来，长江三鲜的另外两种鲥鱼和河豚的境遇更为尴尬。事实上，如今新农水产村的渔民在长江里已捕不到这两种鱼。

　　“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弄到的一条长江鲥鱼是在2000年，当时一个朋友听说之后还赶着过来要走了。”说到这里，梁林坤深叹了口气，“此后，十几年没见到过长江里的鲥鱼了”。据梁林坤介绍，现在市场上的鲥鱼大多数是海洋里的咸水鱼或者是养殖的。

　　“长江里已经没有鲥鱼和河豚了。”周太明十分肯定地说，“上世纪70年代，鲥鱼8元一斤，而当时刀鱼一斤才1元多。”正是如此，鲥鱼素有“鱼中西施”之说。据周太明介绍，1985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鲥鱼还很多，1985年之后就很难看到了。”

　　上世纪90年代起，河豚也很难捕到了。时代周报记者从扬中市渔政监督管理站了解到，1996年该市开始开展长江人工河豚人工繁殖研究，最初的几年每年都能弄到一些本江河豚。但是，自1999年起就很难弄得到，特别是2000年之后，“基本上弄不到本江河豚。”

　　“我们小的时候，哪是这样的？当时，数千里的长江里到底有多少河豚，数也数不清。我们经常能在江面上看到大群的河豚出现。”梁林坤说。

　　实际上，鲥鱼和河豚消亡后，刀鱼的捕获量急遽下行。“从上游往下游看，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湖北江段就基本上找不到洄游的刀鱼了。1996年左右，安徽江段也形不成渔汛了。1998年左右，南京没有了渔汛，后来，镇江、扬州江刀产量也锐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说明了整个长江刀鱼的总体捕获情况：1973年长江沿岸江刀产量为3750吨，1983年为370吨左右，2002年的产量已不足百吨，2010年80吨，2011年12吨。“照这样的速度，最多5-10年，长江的刀鱼资源将会枯竭。”梁林坤悲观地摇了摇头。

　　不仅是长江里的刀鱼、鲥鱼和河豚等重要经济鱼类，实际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长江流域的整体渔业资源都不容乐观。

　　据《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长江中下游捕捞量占全国的60%-65%，年均捕捞量从20×104吨迅速增长到150×104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产量平稳波动，说明上升势头减缓，资源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长江中游四大家鱼渔获物比例为20%-30%，目前为5%左右，四大家鱼资源衰退严重，导致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繁殖群体数量下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鱼类营养与饲料研究室主任文华告诉时代周报。

　　不仅仅是产量，鱼种也在持续减少。历史上有记载的长江水生生物有1100多种，其中鱼类370多种。长江特有鱼类为142种，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2006年的一次国际科考调查结果显示，在长江干流，江豚数量为1200多头，加上洞庭湖和鄱阳湖的600余头，总数约1800头。“如今，总数应该不超过1000头了。”翁立达说。

　　3月28日，《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在武汉发布。报告宣布，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00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其中长江干流种群年均下降速率为13.73%，超过2006年以前的两倍。另外，在上述的2006年国际科考中，众科学家还曾搜寻过白鳍豚，但一无所获。2007年，白鳍豚已正式宣告功能性灭绝。

　　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告诉时代周报，在上世纪70年代前，长江白鲟的年产量曾达到5吨左右，“但2003年之后已无捕获记录”；而达氏鲟和胭脂鱼，目前的种群也极其微小。

　　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长江鲥鱼、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其种群数量都在逐年减少。

　　长江物种四大“杀手”

　　在业内专家们看来，渔业资源衰竭、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主要受过度捕捞、水利工程建设、水域环境污染和挖沙等四大因素的影响。

　　“渔类资源与家禽家畜最大的差异在于，渔类资源几乎依赖野外资源的供给。”中科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曾告诉时代周报。

　　“鱼类的基因在人工饲养过程中是不断退化的。”曹文宣说，因此在鱼类的人工养殖过程中，必须不断补充野生的鱼卵资源进行繁殖饲养。基于鱼类基因的这种特性，如果野生鱼类资源受到破坏，影响将是一连串的，并且很难恢复。

　　在曹文宣看来，正是人类的酷渔乱捕直接阻断了渔类野外资源的供给，鱼要有一个成长周期才能繁殖，但目前，长江捕捞的绝大部分家鱼都是仅生长半年左右的当年幼鱼，有些幼鱼不足两个月就被捕获。

　　“毁灭性捕捞，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渐渐枯竭，江豚食物严重匮乏。而捕捞工具，亦会直接造成江豚受伤、死亡。”曹文宣说。

　　水电工程建设、围湖造田、采砂作业、疏浚航道等人类活动，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影响同样巨大。多年的研究显示，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需要一定的涨水过程，洪峰是四大家鱼繁殖的必要条件；三峡水库蓄水后，宜昌段的涨水时间、涨水次数较天然河道时有较大改变，而水温与水文变化，直接导致四大家鱼自然繁殖时间推迟与规模下降。

　　对此，翁立达特别解释长江鲥鱼几乎灭绝就同江西赣江上的万安水电站的建设有关。翁称，长江里鲥鱼最重要的产卵场就是在赣江，“1986年万安水电站大坝开始截流，直接淹没了产卵场，鲥鱼还能有存活的可能？”

　　在赵依民看来，不仅是大坝建设，更多的是一些湖泊和支流上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直接阻断了洄游性水生动物通道，改变了生物原有生存环境，特别是下泻水流、水温发生变化，已不能满足鱼类产卵要求。”

　　水域污染亦是长江鱼殇的“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2009年，长江流域污水排放总量为333.2亿吨，比2003年增加21.9%，排污主要集中在太湖水系，洞庭湖水系，长江湖口以下干流，宜昌至湖口、鄱阳湖水系，宜宾至宜昌和汉江地区，占2009年排放总量的80.1%。

　　据统计，我国长江沿岸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化工产业对于长江岸线的侵占，在下游尤其明显。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以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江段为例，时代周报记者初步统计，不足200公里的江段分布的化工企业就高达100多家。

　　“另外水土流失将农药、化肥、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及一些动植物腐殖质带入水体，加上在运输化学品船只翻沉事故中大量硫酸、甲苯酚等化学品倾覆入江，同样加剧了长江水质的恶化。”赵依民说，尽管这几年排污有所缓解，但是鱼类在这样的水质下活下去并不容易。

　　除此之外，挖沙无序化，挖沙后也没有相应的生态恢复机制，严重破坏了鱼类生存环境。

　　统一联动才是出路

　　虽有多种法律法规，长江水利委员会每年还会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但在多数专家看来，长江鱼的保护艰难依旧。在赵依民看来，现在还不是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真正严重的问题会出现在今后5-8年”。

　　“南水北调，数不胜数的大坝建设，运转不休的挖沙船，无法统计的化工污染……我们对于长江的索取那么厉害，可以想象，按照国家2020年人均收入倍增计划，这些索取有增无减。如此一来，长江里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希望肯定很渺茫。”赵依民说。

　　“归根结底，应该转变发展思路。牺牲资源环境，连人类都难以承受，更何况长江里的各种珍稀鱼类呢？”环保学者汪永晨告诉时代周报。

　　翁立达同样深有感触，“长江里的多数鱼类，从产卵到繁殖，都需要很好的自然环境——包括洪峰和温度，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只考虑到眼前的经济利益，建大坝发电，人为地阻隔鱼类的洄游通道，结果延续了千万年的种群濒临灭绝。”

　　翁立达提到，当年制定三峡大坝环评报告时，长江委特别要求三峡大坝每年根据长江鱼类的自然生长环境，制定调度计划，以满足四大家鱼和长江三鲜—鲥鱼、刀鱼和河豚的生存需要，“报告书里面倒是写了，可是后来操作过程中完全没有遵守。”

　　“企业是各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地方政府需要时刻在GDP和环保间作出取舍时，企业通常会是留的一方。”翁立达说。早在2006年，一些环保学者曾力促江豚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农业部官员也有意促成，但地方政府不支持，理由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长江绵延19个省市区，在370多种鱼类中，又有洄游、半洄游等不同的生活特性，洄游距离也各有不同。由此，鱼类保护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携手，进行综合流域管理。

　　在翁立达看来，长江鱼类保护，最难的还在于统一联动，“渔业保护不仅关乎渔业，更关乎航运、水利、电力、环保等多方利益，不仅关乎上游，还关乎下游。”

　　“各利益方出发点不同，很难得出共同结论。”赵依民说，“这时候谈鱼类保护就显得很苍白，毕竟，鱼类保护部门无法参与其他部门的决策。”

　　“就长江流域来说，每年制定的保护与发展报告，与其说是保护规划，不如说是发展规划。眼看着长江里的资源衰竭，各个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反思，各种水上工程还是纷纷上马，这种制度思想下，长江渔业资源的衰竭不是杞人忧天。”赵依民说。

　　急需建立“退捕还鱼”机制

　　除了诸多部门间的沟通难题，鱼类保护还深受资金短缺之困。按照测算，“十二五”期间，长江水生生物保护需要130亿元的资金投入。

　　4月1日中午12点，是这次长江禁渔开始执行的时刻。“随着长江渔业资源日渐萎缩，禁渔成为必要手段；而4月—6月不仅是四大家鱼等常见鱼类交配产卵繁殖期，也是螃蟹、刀鱼、河豚等洄游产卵季节，选择这段时间禁渔，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各种鱼虾蟹的正常繁殖。”常州市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吴建敏告诉时代周报。

　　“今年，我们以常州市所辖长江、太湖、湖、长荡湖、天目湖为主体投放3800万尾鱼苗，2012年是2550万尾。不仅如此，我们对每条渔船的补助将达到2500元左右，共计25万元。”吴建敏说。

　　截至2012年，常州已经连续11年为渔民下拨禁渔期困难补助，累计补助经费达317万元，“我们的目标是做到江面无违规渔船，水下无违规网具，市场无违规江渔的禁渔目标。”吴建敏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常州段，这一次长江沿岸的各省市都加大了对护渔的力度。以长江中游的武汉为例。武汉市有捕鱼船400多条，渔民1000多人，禁渔期间，渔政部门将对捕捞作业渔民、渔船给予生活补贴和燃油补贴，每条渔船每年的总补贴资金约1万元。

　　发放补贴和放流苗种是目前各市的主要做法。有数据统计显示，仅仅是从2006年-2011年，长江禁渔水域累计共投入放流资金2.64亿元，放流苗种45.6亿尾。

　　然而，在曹文宣看来，此举并不能真正起到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的作用，“每年的4月-6月禁渔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亲鱼的繁殖，但7月解禁后的大量捕捞，仍使幼鱼面临着危险，对渔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仅仅依靠三个月的禁渔期和人工放流部分幼鱼，是难以让资源恢复的。”在曹文宣看来，禁渔10年是实现长江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曹文宣早在2006年即提出“全江禁渔10年”。

　　曹文宣认为，连续10年禁渔，长江四大家鱼会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比现在倍增，而且个体增大。届时渔业效益会比现在显著增加，适当捕捞也就不会造成资源衰竭。

　　此外，曹文宣表示，除了电捕和轮船螺旋桨对它们造成伤害外，导致这几种动物消失或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如果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鱼类丰富起来，这些珍稀的水生野生动物将有充足的食物，长江生态环境就会逐渐恢复。

　　赵依民则认为，长江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不起现有的渔业捕捞力量，供养不起如此众多的捕捞渔民，迫切需要让部分渔民转产转业上岸。

　　“禁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努力开展长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是长久之计。”赵依民说。据统计，2011年，长江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和河口区的天然捕捞量不足5万吨，长江的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这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

　　“从渔民生存出发，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出发，在长江流域开展‘退捕还鱼’的政策十分必要，也很紧迫。我部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参考‘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赵依民说。

　　当水电站遭遇保护区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3月26日，重庆市发改委发布2013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长江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在列，被纳入今年开工的计划之中。

　　而一年前的2012年3月29日，该电站的奠基仪式暨“三通一平”前期工程，已在重庆巴南区中坝岛上启动。

　　小南海水电站由重庆市政府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下称“三峡集团”)共建，坝址位于中坝岛。工程总投资约320亿元，总工期7年6个月，装机2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02亿千瓦时，是目前重庆市最大的水电项目。

　　自2012年2月4日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到眼下重庆市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开工，这一系列举措宣告，小南海水电站6年闯关成功—已排除了横亘在前的有关环保的层层障碍。

　　而该电站的修建，意味着长江干流唯一的国家级鱼类保护区再遭切割。这让它始终身陷舆论的漩涡。5年多来，国内众多环保组织、专家学者持续奔走呼告，要求国家有关部门阻止该项目上马。

　　当珍稀鱼类生存的最后家园，与一个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冉冉升起的经济明星城市狭路相逢后，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摩擦与较量？

　　“调整保护区范围”

　　长江流经重庆市境内，首先经过江津区，再往下数十公里就是巴南区。号称长江干流第三大岛的中坝岛，就位于巴南区鱼洞镇。

　　该岛幅员面积4.2平方公里，因岛面平坦土壤肥沃，年产蔬菜2000多万公斤，是重庆重要的蔬菜基地。2007年初，三峡集团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20多名水利专家对其进行1年多的考察，最终将小南海电站坝址选定于此。

　　中坝岛孤悬江中，岛形细长，宛若一条逆流而上的洄游大鱼，水电站坝址将建在鱼头部分。4月1日，时代周报记者登上该岛，这里属于鱼洞镇大中村，但并没有想象中忙碌的施工场面，更像是一片宁静安逸的桃花源。

　　小南海电站的业主单位三峡集团公司的标志牌已在岛上一处空地竖起。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外墙都涂上了几个字母或“√”的符号，建坝征地实物指标调查早已结束，其结果公示在村口的醒目位置。

　　岛上村民都期盼早日搬离，但目前安置方案尚未公布。重庆巴南区政府文件显示，小南海水电站计划今年10月坝区主体工程下河开工。但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称，具体时间最终取决于前期筹建工作进度和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大中村村支部书记杨双荣自去年3月29日小南海电站“三通一平”前期工程启动以来，一直忙于各项协调配合工作，每天和电站筹建组打交道。他称，坝址的地质勘测设计基本结束，原材料勘查、实验亦刚刚完成，“筑坝石材将在岛上就地取材”；水电站主体工程的环评报告，目前正在完善之中。

　　小南海水电站是重庆市的一件大事。《重庆日报》的一则报道称，小南海水电站是重庆市“十一五”规划的重大能源项目和保障“十三五”能源供应的支撑电源。

　　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发依据是1990年版《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其中提到：长江干流三峡之上、向家坝之下，应当修建小南海、朱杨溪、石硼等大型电站。

　　1991年12月，四川省水电厅批复同意对小南海水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1997年7月，四川省计委将其批准列入当年度地方电力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该工程同年12月开工，因建设资金未落实，1998年停建。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2006年8月8日，重庆市政府与三峡集团签订《长江重庆段水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明确由三峡集团为项目业主。

　　2012年2月4日，小南海水电站方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然而，当地官方对该项目的推进却既积极又低调，本土媒体鲜有报道，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它备受环保组织质疑，多次成为全国舆论焦点，在当地被视为敏感话题。

　　环保组织的质疑，源于小南海水电站正好建在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些环保组织认为，电站坝址位于保护区的实验区，回水淹没保护区缓冲区45公里，导致多种珍稀、特有鱼类产卵场和栖息地大量丧失，对长江上游的水生生态系统将造成毁灭性影响。

　　早在2006年重启小南海项目时，重庆市政府就清楚地认识到，要上马这个项目，必须解决保护区的问题，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

　　调整保护区的范围须经过几个步骤：首先，要由重庆方面聘请有关专家出台调整的研究方案；其次，由农业部对方案进行论证。农业部通过方案后，再交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表决。表决通过后，方案还需提交国务院最后定夺。

　　重庆市一开始就委托中科院水工程生态所、中科院水生所，悄然论证小南海水电项目的可行性；2008年8月完成《小南海水电站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及其减免对策专题研究报告》。

　　2009年2月和5月，农业部两次组织专家对以上报告进行论证。专家组出具报告称：“长江小南海江段是保护区珍稀特有鱼类重要的栖息地和生态通道，近年来每年有约150亿尾(粒)鱼类的苗(卵)通过该水域。小南海水电站的修建将会改变该区域的鱼类栖息地，淹没部分鱼类产卵场，阻隔鱼类洄游通道，水轮机和溢洪道会造成鱼类特别是卵苗的损伤。”

　　专家组最后结论为：建议根据有关法规，对在“保护区内建坝”提出相关解决方案。重庆市政府给出解决方案：调整保护区范围，将小南海江段划出保护区。

　　失守的鱼类庇护所

　　随后，重庆市制订工作目标：2009年6-11月“推动农业部与重庆市形成共识，共同做好环保部和专家工作”，11月保护区调整报告上报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

　　按照计划表，2009年8月31日，农业部向环保部提出自然保护区的调整申请。

　　2010年11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会议上，30名委员全票通过了重庆市关于保护区的调整申请，标志小南海水电站审批核准的最大障碍被扫除。

　　调整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范围，这不是第一次。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前身是长江雷波—合川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后者2000年由宜宾市珍稀鱼类保护区和泸州市珍稀鱼类保护区合并成立，并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的建立是为了补救因水电工程建设和经济建设等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及时拯救长江上游濒危鱼类。

　　然而，2005年，为了给向家坝和溪洛渡水电站让路，该保护区边界被迫作出调整。

　　调整后的保护区跨越四川、贵州、云南、重庆三省一市，自向家坝下横江口开始，下游延伸至重庆马桑溪，增加赤水河干流和部分支流、岷江下游和越溪河支流，以及南广河、长宁河、沱江和永宁河河口区河段。

　　这一次调整后，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也曾明确表态：“在规划修编与建设中应明确调整后的保护区内不得再进行水利水电开发活动”、“保护区已经退无可退”。

　　然而，2011年1月，环保部公示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第二次调规，该保护区再次收缩—保护区下游终点必须往上收缩22.5公里，将小南海江段彻底划出保护区，小南海之上的73.3公里江段保护级别将由缓冲区降为实验区。2011年底，国务院以国办函(2011)156号文正式批准以上调整方案。

　　该调整方案使鱼类保护区长江干流江段的损失长度至少达95.8公里，占保护区长江干流段353.16公里长度的27%。这让外界质疑“保护区名存实亡”。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发表报告称，小南海和其他梯级电站开发的累积效应将会严重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水域环境，阻断珍稀特有鱼类迁徙繁衍的生态通道，从而对栖息在该河段生物种类造成毁灭性影响。

　　著名鱼类学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对鱼类保护区的失守感慨万千：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开工，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生存空间就开始不断受到挤压，90年代开工的三峡工程又进一步恶化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长江上游有鱼类230多种，其中仅栖息于长江上游，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发现的鱼类就有近100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白鲟、达氏鲟、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数量很多，甚至是四川江段的主要经济鱼类，在渔获物中占有较大比例。

　　而大规模的水坝建设，已使这些鱼类无法回溯到上游产卵，濒临灭绝：中华鲟产卵场分散在长江上游600公里长的攀枝花—宜宾—重庆江段，自从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合龙之后，中华鲟就开始在上游绝迹；白鲟2003年之后已无捕获记录；达氏鲟和胭脂鱼的种群极小。

　　环保人士“最后的抗争”

　　规划中的小南海水电站与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无疑是一对强烈的冲突，很快就构成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冲动的一次对峙事件。

　　实际上，国内环保组织从未停止对小南海水电站带来的生态影响的关注和拷问，掀起了一场关乎长江生态的“最后的抗争”。

　　2009年5月，即将调整“鱼类保护区”的消息震动了国内环保圈。北大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等环保学者联合发出紧急公开信，呼吁禁止水电过度开发，保护长江珍稀鱼类。

　　这些专家认为，20年来，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被迫从葛洲坝退到三峡，从三峡退到溪洛渡，从溪洛渡又退到小南海，小南海如果建坝，这无异于把珍稀特有鱼类逼向绝境。“在金沙江梯级水电开发快速推进的形势下，这一国家级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上游众多鱼类最后的庇护所，是平衡开发与保护的最后底线。”

　　2009年11月9日，国内6家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绿色汉江、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将一封申请函紧急递送环保部，要求旁听在当月召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这次会议可能涉及鱼类保护区区划调整的内容，但遭到拒绝。

　　环保组织的奔走呼吁，最终未能阻止鱼类保护区的“缩水”。2010年11月，该保护区的调整获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会议通过。国内10家环保组织又愤然集体反对。

　　2011年1月和2月，自然之友分别致信环保部、农业部，申请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对鱼类保护区调整的会议记录在内的多项信息公开。农业部却给出不予公开的理由：被要求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

　　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自然之友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印制了黑色主题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即将失去最后家园》折页，并通过媒体记者运进会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等三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受委托带着相关提案参会，呼吁慎重对待“鱼类保护区”范围调整。

　　同一时间，地质与环境学者范晓亦向国家领导人发出了“关于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及其生态环境的公开信”。

　　年过古稀的重庆绿联会长吴登明，关注保护区的鱼类命运已有五年之久。他多次踏访现场调研鱼类保护区。调研结果显示，保护区的水体环境不容乐观，野生鱼类资源日渐减少。他为此无数次奔波在重庆市发改委、环保局之间，疾呼形势的严峻。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长江项目负责人郭乔羽，也是为这个鱼类保护区焦虑的人之一。过去几年，她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研究如何模拟长江原有的生态流，为保护区的各类生物尽可能地还原若干梯级水电站修建之前的生态环境。

　　“小南海水电站的上马，意味着几年来我为长江生物做的最后努力将全功尽弃，连最后的栖息环境都没有了，还谈何保护？”郭乔羽说。

　　据199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长江上游待批的梯级水电站除了小南海，还有更上游的石硼、朱杨溪。自然之友调研部主任张伯驹忧虑的是，鱼类保护区的调整获得国务院批准，将起到极大的“示坏”作用。

　　“朱杨溪、石硼水电项目一旦上马，葛洲坝、三峡、小南海、朱杨溪、石硼五座大坝将连成一体，直抵目前正在建设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座巨坝。到那时，鱼类保护区被整体蚕食，长江珍稀鱼类最后的家园终将尽失。”

　　“一切力量只能服从”

　　令环保人士们气馁的是，伴随着激烈的生态争议，小南海水电站的装机规模和年发电量却在规划上急剧膨胀。

　　最初，小南海水电站的规划装机容量均为1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仅为40亿千瓦时。

　　但2012年2月23日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小南海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1680兆瓦(即1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85.84亿千瓦时。

　　仅36天之后，《重庆日报》对外披露的数据再度膨胀。该报报道显示，电站计划投资约320亿元，库容13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102亿千瓦时。

　　据以上数据测算，小南海的单位千瓦装机投资将达到1.6万元，是金沙江下游3座梯级电站平均投资的3.6倍多，也远远超过三峡4950元的单位千瓦装机投资。

　　在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看来，小南海电站是政府在GDP主导下作为一项功绩推动的，重庆直辖以来从没有一项300多亿投资的工程，“想把它搞大，拉动当地经济，坐收利税”。

　　重庆官方对调整保护区给环保人士郭乔羽给出的解释是，保护区已压住了该市主城区，极大限制了城市发展，调整是为了贯彻中央对重庆的战略部署，实现重庆城市的整体规划，并解决重庆对外来能源、水资源的依赖。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公开表示，小南海水电站建成后，将发挥巨大综合效益：一是电力保障作用突出，不仅可以缓解重庆能源紧张状况，还有助于重庆转变能源发展方式；二是从根本上改变川江河段航道条件；三是有效减少重庆主城港区泥沙淤积，明显增强重庆主城和三峡水库防洪能力；四是改善提水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渝西地区工程性缺水问题。

　　然而，在反建派看来，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他们认为，小南海水电站不仅生态破坏巨大，经济效益也十分有限。小南海电站设计年平均发电量102亿千瓦时，仅是与其相邻的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4个梯级电站的5.2%。重庆的电力资源缺口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巨型水电站协调解决。

　　“2007年，薄熙来刚到任重庆，大唐公司就拿了一个亿，请我们长江委设计院做前期工作。”有一次，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到重庆，薄熙来请他吃饭，翁立达在座，“薄说，我们建小南海，对减少三峡的泥沙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钱正英回了一句：我不担心三峡的泥沙问题。”

　　重庆的官员曾要翁立达理解、支持。翁立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态度一直很明确，不能理解、不能支持，小南海电站建了，以后这问题算谁的？”

　　事实上，在环保组织、专家学者激烈的质疑声中，重庆市方面频密公关，试图扫清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的层层障碍。

　　2009年，为保证通过环保部的评审关，重庆市发改委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面请环保部主要领导支持保护区调整意见”的要求。

　　鱼类专家曹文宣曾在有关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会议纪要中发现，重庆官方把关注小南海水电站生态影响的专家当作需扫清的“障碍”。

　　曹文宣本人就是被扫清的“障碍”之一。据翁立达透露，“曹直接和我说过四次，小南海自然保护区如何重要，那里不能修大坝。”重庆市政府曾请长江委的领导去做曹的工作，曹反问：长江委搞健康长江到底是真搞还是假搞？

　　2010年11月，保护区调整通过评审后，重庆市发改委官员赴京与反对声音较大的环保组织面谈。2011年3月，重庆市发改委官员还专程到全国“两会”会场，找到全国政协委员盛连喜沟通，盛后来撤销了“慎建小南海水电站”的提案。

　　重庆官方对外界质疑表现淡定，这让环保人士感觉沮丧。结果并不理想。3月26日，重庆市将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工列入2013年重点项目名单。该市发改委官员称：“一切筹建工作和开工报备手续，都在积极有序地推进和完善当中。”

　　“当城市发现它的拓展边际受到保护区限制时，‘系统’就会冒出强大的长官意识，一切力量只能服从。”一位环保人士颇显无奈：如果不符合这个“系统”的时间表和思路，即便是想帮有关方面做好同一件事，也不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