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台湾政坛的“关说门”事件，在昨日王金平被撤销党籍、失去不分区“立法委员”资格从而无法担任“立法院长”职务后，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台湾舆论反应两极：或谓马英九捍卫司法独立，挥泪斩马谡，对“宪政正义”的坚持难能可贵；或谓马英九未审先判，以关说事件为契机，行打击政治对手之实。

在马英九的强力坚持下，原本尚存侥幸之念的王金平，已有政治生命终结之虞。他原是蓝绿通吃的政坛不倒翁，“立法院”史上任期最长“院长”，是当下国民党系统内实力仅次于马英九的第二号人物，却一不留神造成晚节不保的污名。这一役，不仅关乎他短期的政治得失，还将决定其历史定位。

对于马英九而言，这也是一场政治豪赌。在他说出自己“无从回避”的那一刻起，与王金平的摊牌即已开始。如果国民党考纪会没有做出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决定——— 这并非绝无可能，则至少意味着马英九失去党内威信，他并无退路。即便成功逼退王金平，马英九仍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政治未来，王金平在台湾深耕良久，嫡系遍布，此案必将加深党内派系纷争。至于“立法院”这个动辄肢体互搏的场地，在离开王金平后，能否稳健运行，仍存悬疑。

熟悉台湾政治的人都清楚，国民党内存在“马王心结”，这种“既生瑜何生亮”的纠结，在他们二人竞争国民党主席的2005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双方竞选班底均有恶语相向。但在王金平告败后，两人关系趋缓，以至于马英九在2011年不惜修改党规，让王金平可以出任“不分区立委”，延长一届“立法院长”职务。

曾经的“马王心结”，也为今日以“政治斗争”视角解读“关说门”事件提供了说辞。但这种万能的政争分析模板，在围绕“关说门”进行解读时，其实最为空虚乏力。诚然，台湾不是大明王朝，它是一个民主转型社会，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斗争，也必然经由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予以呈现。王金平在台湾政坛纵横驰骋数十年，业内皆知其爱乔事，几乎有求必应，因而在政坛培养了大批嫡系，包括民进党诸多大佬都买他账———这次他就是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关说案件而事发。相较而言，以“不粘锅”著称的马英九，党内外树敌均多，在此民意支持率的低谷(因经济萎靡等原因)，想要无事生非将王金平击倒，自是不可能的任务。

且不论马英九此前促成王金平续任“立法院长”，并无贬抑之实；即便马英九此次内心确存政争考量，也只有在王金平确存重大过错的情势下，才可能将其扳倒。抛开政争视角，在王金平以“立法院”龙头之身，行司法关说且造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马英九为何不能祭出党纪？如果马英九在接到“检察总长”黄世铭汇报后，“吃案”令关说事件不见天日，那岂是台湾之福？

“政治斗争”的说法，转移了事件焦点。退一步说，即便存在政治斗争因素，但它借由“宪政正义”发力，也算是一个良性的政治斗争。将焦点聚焦于此，反而稀释了真问题。在此案中，真问题主要有两个：王金平为柯建铭关说是否成立？特侦组是否存在非法监听和泄密？

这两个真问题中，前者对王金平不利，后者则给他和同道以操作空间。如果王金平关说事实成立，则无论后者如何定性，他都需为此承担政治责任。即便证据存在瑕疵，只要造成公众关说确实存在的印象，在民主政体下，王金平就难再续掌“立法院”，这是政治伦理本身的要求，和未审先判无关。而目前对王金平的处分，也只是集中于党内问责，并未触及刑律。

以“立法院长”之尊，去为最大在野党党鞭的司法案件，关说“法务部长”和“高检署检察长”，且最后如愿以偿，这样的丑闻，令议事堂和司法俱蒙羞，王金平在巨大压力之下，仍以混淆“个案关说”和“通案关切”的方式为自身开脱，让他的去职结局更显不够轻逸。

从台湾“最高检”和特侦组的自辩看，他们并未监听王金平，对涉案的柯建铭监听则经由了相应程序，所取得的内容，得于行政违法责任认定程序中，采为证据。至于“重大司法风纪事件”向领导人汇报，亦非泄密——— 这不同于民进党执政时期，“调查局长”叶盛茂将扁家海外洗钱情资报告陈水扁，陈彼时是犯罪嫌疑人。当然，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法理碰撞。它牵涉到公民权利与特侦组、领导人的权力边界，所以我说它同样是一个真问题。

民主政治中，派系站队现象在所难免，专制社会又何尝免于此痼疾？在台湾，政治人物立场时常大于是非，已久被诟病。在“关说门”中的表现是，那些以“政治斗争”视角言说此案者，大抵回避王金平是否存在关说事实。假议题甚嚣尘上，就可能遮蔽真问题。好在台湾是一个渐行渐健的民主转型社会，马英九与王金平公开与透明的斗法，也因此很可能导向正向结局。在王金平被撤销党籍后，他开始对造成“内阁”变动、社会纷扰向大众致歉，或许算是一个证明。接下来，如果存在非法监听或泄密等情事，相信马英九和特侦组也无力撇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