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殿奎在北京寓所。摄影/ 甄宏戈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庭审调查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出庭受审。摄影/ 孙毅夫

原标题：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管“两案”主犯

在何殿奎眼中，黄永胜爱摆“老革命”资格，李作鹏很沉闷，邱会作更不爱说话，只有吴法宪，有什么心事总爱说出来

本刊记者/黄卫文/宋媛媛

上次采访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何殿奎，还是2010年初。近两年过去，年近80的何殿奎依然瘦削硬朗、腰背挺直，记忆力也依然让年轻人惭愧。

只是，随着金融街的扩张，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中的这个老旧院落，也面临着拆迁的命运。何家楼下一户邻居已经搬走，门边一个巨大的“拆”字，比人还高。但何殿奎却安之若素，卧室中还新添了电脑，准备学习上网。

采访不时被“啊啊啊”的声音打断，何殿奎几次离开，去帮助老伴穿衣服或上厕所。老伴因遭遇车祸，瘫痪已近30年。

因为多年从事特殊工作养成的谨慎，何殿奎从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外媒的采访。记者本人就无数次向他转达过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和出版社的出书邀请，都被他谢绝。但只要看到媒体上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实的“纪实”，他就会很气愤，不吐不快。

“这篇文章的内容全是假的！”近日，他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叫到家中，指着某文摘报上一篇叫《江青晚年骚动的监狱生涯》的文章（摘自美国作者特里尔所写的《江青全传》）说。

文章被画上了多道着重线，用数字标注出9处虚假之处，包括：审判结束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1988年12月她提出的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要求遭拒后吞下50多粒安眠药、1989年11月中办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她最后在公安医院病房的浴室里用手帕上吊自杀。

“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何殿奎斩钉截铁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是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的。

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当天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

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

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但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

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大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才迁出了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型，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

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

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在秦城五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度。

对此，记者向何殿奎求证。他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三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三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

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

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可把夏天的单衣单裤穿在里头，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对于邱的怨气，何殿奎毫不惊讶。他淡淡地说，时常有老干部从秦城出去后去告状，上面来调查，他就多次写过证明材料，结果表明这些指控都查无实据。“他们有情绪不能向党中央发，只能向监狱发呗。这我们都能理解。”他如此解释。

对于这些高级干部的起起伏伏，他见得太多了。光他们公安部，文革中就有5个副部长曾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咱们闹运动太多，每一次闹完运动后就要纠偏，所以我就认为大部分老干部都是受害的。”

但是，他至今认定，黄吴李邱跟那些被冤枉的老干部不一样，不过，犯了罪自然有国家法律制裁。

放风和看病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

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

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了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至于吴法宪，何殿奎总结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工作人员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他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丝毫不高兴的表现；二是有心事总爱说出来。

吴法宪有胆结石，何殿奎曾连续三次带他去北京医院找专家检查。因为有可能动手术，吴法宪精神非常紧张，再加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勾结，他心情低落，跟何殿奎谈到了“党和政府是否还能给出路”的问题。何殿奎回答他，“给出路是党的一贯政策”。吴法宪听后，带着“非常感激的表情”给他鞠了一躬，说自己放心了。

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整个手术的经过，而且写道：手术后，他躺着无事就想请护士帮忙找两本小说看看，但是管理员硬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

对此，何殿奎笑着回应，吴法宪可能把这次看病跟在监狱外的某次看病记混了。因为，医生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根本就没有动手术。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再三追问，他非常肯定地说：吴法宪在整个秦城监狱期间，都没有动过手术。

两人的回忆有很大差距的还有一处。吴法宪在回忆中写道：有个警卫战士对他特别好，有一次在聊天中告诉他，他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吴法宪震惊之余去问监管人员，牵连到这个战士被撤换，其他人也都对他变了脸色。他在书中对这个不知名的战士表达了自己的歉疚。

但何殿奎认为吴的回忆有误：“战士能知道什么开除党籍的事？”他清楚记得，事情的起因是，吴法宪跟一个战士聊天时，战士无意中说到，自己家乡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导弹基地，他爸就在那个基地上。吴法宪主动向值班人员报告了战士的“泄密行为”，结果导致看守他的一个班被整体调走了。至于吴法宪为什么要主动报告？“这就不知道了。他好像说，他就是怕泄露国家机密吧。”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八、九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三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从个人来说，他对江青一直比较反感。江青还在台上时，他曾见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西郊体育场举行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的两个代表之一。他至今清楚记得会上的情形。“昨晚我给总理打电话，让他通知郭（沫若）老参加大会。”江青说，然后对着观众席大喊三声：“郭老来了没有？”有一个人（何估计是郭的秘书）从西北角上站起来说：“来了！”何殿奎当时就跟同事嘀咕，江青这人怎么这样疯啊。

第二次是在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表彰会上。会议结束后，江青从后面跑过来，高喊三声：“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主席思想万岁！”没有一个人响应她。何殿奎对她的印象更坏了，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配当主席夫人，“主席夫人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人”。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三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