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房子的焦虑

1月17日，受安徽某市有关部门所托，刚刚帮助其开设了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科研课题的一位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对于一个把数据、文字和图片信息录入到电脑的简单任务，为什么会不接呢？该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说：“所以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委托高校帮忙做个课题报上去，拨点经费下来，找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去干活。这样一来，又有科研成果，又有工作成果，自己也不用担泄密的风险了。”

2012年12月25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年度工作会上传出消息，经国务院同意，住建部即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将继续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编制和实施好住房发展和建设规划，并开始考虑逐步扩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覆盖范围，最终将联网覆盖到约500个内地地级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指住房建设一直在推进的一个住房信息联网工程，通过这一系统，可以查询到公民名下拥有的住房数量、地址、面积等信息。但实际上，这个系统早在纪检工作方面被推广，只不过对象是有级别的官员。

与此同时，从去年底开始，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房产抛售现象。如北京某房产中介发布的二手房挂牌信息中，位于北京海淀五棵松附近某小区的8套单价近7万元/平方米的豪宅一起挂牌出售，每套售价达1000多万元，房源标题为“8套市场难寻单位，户主统一放盘，政府优质资源”。该经纪人同时表示，这批房源的装修特别豪华，业主单位是附近某政府机关，由于某些原因不愿意公布房源装修情况的具体照片。

一位中介机构负责人表示，从去年11月开始,各地官员急于抛售房产的现象增多，这些房产往往是豪宅，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产市价动辄千万。中介手中的房源仅仅是一部分，出于各种原因，一些房源还会委托给国有机构或者有熟人认识的机构，甚至委托专业代理人来全盘操作，自己自始至终都不会出面。

北京住建委网站的网签数据统计，2013年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7940套，与去年1月同期的网签量相比大幅上涨了360%。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3年1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新增房源与2012年12月平均水平相比，上涨11%，其中成交单价在3.5万元/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占比达到了31%。

抛售

有消息称，不久前，中纪委向中央通报“反腐败斗争工作的新动向”。并称去年11月中旬以来，大陆45个大中城市出现一股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新动向，12月以来，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情况继续扩大，更改物业业主情况数以百倍上升，状况空前，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高层。

这一说法得到接近中纪委人士证实，该人士直言，中纪委是向中央通报了中国的腐败局势，并根据中央部署进行来年的工作计划。

根据通报显示，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统计，在抛售豪华住宅、别墅新动向中，出现若干极不正常情况：抛售住宅业主中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挂名；业主物业大多数空置或出租给亲属、朋友，没有租住合约；业主物业出售都要求出现现金交易，不经金融机构；业主物业出手都委托律师全权处理，业务在交易过程中不露面。

根据出售物业情况，匿名、假名物业业主均要求以现金交易及隐瞒其真实身份。经核查当年原始记录、账户资金往来、住宅地点等，出售物业的业主有一部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

此外，通报还列出北京、天津、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湖北9个省、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中级公职人员及家属提取外币的情况。其中最高为广东17.92亿元，最低为3.7亿元。

而在本报记者获取的部分通报显示，全国有11个地市抛售最严重，分别为南京、上海、杭州天津、沈阳、厦门、南京、福州、济南、广州、深圳、成都，其中官员抛售豪华住宅最厉害的是广州和上海，分别为4880套和4755套，福州和济南以1240套和1210套居末位。而别墅则以杭州412栋居首，天津112栋垫底。

而就上述通报，本报记者专门发函向中纪委方面求证，中纪委办公厅相关人士对此表示不予置评。他透露，1月19日召开第十八届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该会议将总结2012年的中纪委工作以及安排2013年的反腐工作。

联网

为什么各大城市会同时突然出现房产抛售的情况呢？

就在几个月前，广州“房叔”拥有21处房产的消息在网上疯传。事件主角广州番禺区纪委番禺分局政委蔡彬为正处级官员，月薪1万元，其与家人名下拥有21处房产，估值约4000万（经广州市纪委查实实际是22处）。“房叔”房产信息的泄露，导致具体经办住房信息系统登记查询业务的有关部门如坐针毡。广州房地产档案馆随后即称，“房叔”事件中泄露房产信息责任人已被撤离岗位并给予行政记过。

根据广州市纪委调查，信息是广州番禺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一名编外人员“受人所托，没有经过任何审批，违规查询房产信息，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发布”。

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立即对系统及现行查询制度、流程进行分析，从加强人员管理教育、提升技术防控手段两方面入手进行整改，开展了警示教育和相关保密培训，且对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设置了严密的技术路径，只有在系统读取到权利人身份证信息后、或者由不同权限的复核人员在系统中逐级审批后才能启动个人住房信息查询。

住建部推进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立已有数年，该系统的设立初衷是联网后住建部可以对各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系统实时更新数据，同时在市场出现异动的情况下能够为制定和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依据。

然而，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从2011年底改到2012年6月底，至今住建部仍未公布40座联网城市名单。记者了解到，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全面完成住房信息历史档案数据的补录工作。

之所以进展缓慢，除了数据录入工作繁杂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此期间遭遇了各地的无形阻力。在当时，公众关于系统反腐的呼声就不绝于耳。为了保障工作的顺利推进，上级政府不断向下级政府做各种许愿承诺。如广东承诺，住房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查询服务权限，要求各地“消除顾虑，积极主动按要求完成数据集中”。

而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更曾向各地长官发愿，“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副部长齐骥曾提出，“部、省（区）集中的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不提供查询服务，查询服务仍按现有的规定实行属地查询。各市县主管部门要消除顾虑，积极主动按要求上报数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姜万荣也曾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要“坚持安全第一”，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实行信息系统使用、运行维护和管理人员实名制度，加强工作人员信息安全、保密责任的培训，加强信息系统用户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管理制度，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确保信息安全。

尽管如此，仍无法消除各地地方政府官员的焦虑，住建部官员被他们频繁问到“这个系统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样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该信息系统早已实现从住建部查询各地已联网城市住房信息情况，但原则上只能由上级政府查询下级政府辖区信息，且不允许跨区查询。

触雷

联网城市的不断扩大无疑给各地官员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致使各地抛售房产的现象持续出现。“抛售说明了什么？他们听到了风声和信号。”接近中纪委人士直言，财产公示也是当下中央高层考虑的一个方案，在现阶段社会矛盾激烈尖锐的情况下，此方案可以适当缓和社会的不满。

而接受本报采访的多名地方纪委干部表示，上述住房信息系统全国联网这块，早在纪检工作方面已经铺开，国家纪检机关针对副省级干部住房、财产方面早就有全套联网资料，只是并没有对外公布，且在纪检系统内部还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后因涉及面甚广作罢。

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人士表示，中纪委除北京外，其余地市均是对于副省级干部进行监督，此次住建系统全国联网后，也将进一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步伐。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能真正做到公示的力度是值得支持的，但这其中也要注意保护社会群众的信息资料安全，不能外泄，也可以震慑那些腐败的官员。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办发 [2010]16号）《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通知，《规定》针对当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规范了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

接近中纪委人士表示，虽然在2000年时，中纪委办公厅曾就省部领导和地厅级干部子女、配偶从业问题下过中纪发[2000]4号文件和中纪发 [2000]14号文件进行摸底和清理，但效果甚微。“国家三令五申不允许领导子女、配偶经商和企业任职，但中国的事情都是存在变通的。”上述人士坦言，两份文件虽然对省部、地厅干部的子女、配偶在经商和外企就业等情况进行约束，但实际上假名、匿名的情况仍屡禁不绝。

此外，该人士还透露，仅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

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内部，只有官居副省级后，才能算为党内的高级干部，列为优秀候补人才序列。而国家监察部和中纪委以及中组部等对于副省级干部一直都有着完整资料和长期监督。

接近国家预防和腐败局人士称，每年1月31日，都要求省部、地厅干部根据规定对其家庭状况、身体状况、子女配偶从业收入等方面进行严格申报，并有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即便是辞职或卸任都还是要按要求进行申报。

“中央管的向中组部汇报，地方管的有地方人事组织部门进行审签转交。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在干部监督和任用上，按干部管理权限，经一把手批准后才能调阅这个资料。”上述人士透露。

争论

在中纪委内部存有两种争论，进行政改路线反腐还是推动官员财产公示。较前者而言，改革面太大，且容易影响稳定。而后者又牵涉利益面太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一直争论不休。

“中国制度反腐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权力结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中纪委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处于惩防结合的制度反腐逐步探索阶段，必须要走政改特区路线，否则30多年的成果将功亏一篑。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何不选一个比较适中的方案。”一位中纪委人士表示，相对比较尖锐的政改特区，内部还是倾向于官员财产公示，这样接受的范围和程度面都大。

一位全国人大官员表示，在人大内部也曾经讨论过相关议题，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他还证实，中纪委、中办、中组部至12月中已经召见120多名现任高官打招呼，对话内容均为要求其家属停止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账号等。

据悉，中办和国办也曾就此下发过文件清理，国办发〔2012〕37号《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要求即封存假名、匿名、假冒公司企业账户，待有关部门验查。立即关闭、停业金融机构隶属的各类“地下钱庄”经营活动。

经济学者王小鲁、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则认为高房价与“灰色收入”关系甚大。王小鲁此前发表的调查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称，2008年全国“灰色收入”有5.4万亿元，而“其中2/3集中在10%的城镇最富裕家庭”。

此外，中纪委、监察部12月14日也下达通知：严令各地纪委、监察部、印监委及公安部门要按规定政策把好关，严惩以假名、匿名、假公司、企业进行非法、违法物业转售、出售等。严惩违规、违法提取各种货币、套汇及洗钱外流等活动。

上述中纪委的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