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有一个全球最为发达的门票经济。它不仅在毁灭文化，也在严重扭曲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旅游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热门旅游景点大体可划分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大类。前者乃鬼斧神工，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理论上说是全人类所共享的。后者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是文化共同体内所有人共享的。概括而言，从产权上说，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是全体国民共享的。

　　景点收取门票的前提一定是将这些自然、文化遗产圈起来，将其从国民共享之公共性资源变成某个地方政府甚至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的财产。这是一种恶劣的私有化，地方政府或上市公司对公共性的自然、文化遗产非法占有，这种占有即便有地方政府的规章依据，也是不正当的。

　　既然自然与文化遗产是国民共享的，则在通常情况下，国民应当免费接触。它们是“文”，自然遗产呈现的是自然之文，文化遗产呈现的是人之文。这些文均具有“化人”的价值，圣贤所说的“文化”就是“以文化人”：自然之人、人之文均可陶冶国民性情，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增加国民幸福，同时有助于维持优良风俗与社会秩序。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一般国家会尽可能保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之开放性，方便国民接触。免费就是通行的政策。在中国，自古以来，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是人们可以自由接触的。司马迁说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等等，他会到处买门票吗？

　　有人说，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固然可以免费，可地方政府为人们接触这些遗产投入了很多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道路，但这一点依然不构成圈占遗产、收取门票的理由。既然这些自然、文化遗产是具有广泛的正的外部性的公共资源，政府理应在此投入公共资金，因为，向国民提供教育和文化乃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而自然与文化遗产就属于这两个范畴。据此可以合理推定，国民税款中自然就包含这部分投入。政府再收取门票，就是双重征税。

　　收取门票还有一种说法：控制客流。据说，这合乎经济学的逻辑。然而，不用收费，也可以有多种办法控制客流，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就是排队。

　　然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免费、共享原则在当下中国几乎完全失灵了。所有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只要可能，都被地方政府圈占，收取高额门票，就是我家附近的一家没有任何特色的公园也要收取门票。最可笑的事情是，中国诸多宗教活动场所，尤其是正常从事法事活动的著名佛教寺庙，也普遍收取门票———我相信，这样的事情绝不是寺庙愿做的。(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造成门票经济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经济中心的时代。在地方政府眼中，一切都只具有经济意义、G D P意义，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倒是愿意投资于文化，但政府也说得十分明白、坦率：“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或者“经济唱戏”。政府投资于文化的唯一目的是G DP。那么反过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榨取文化的经济效用。正是具有这种G DP崇拜症的政府官员制造出了古往今来独一份的门票经济，并抓住一切机会提高门票价格，以实现文化之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可以预料，未来中国各景点的门票价格还会一路提高。

　　这种门票经济在扭曲甚至毁灭文化。地方政府投入文化建设的首要考虑是门票收入，为此，它在资金的分配上会畸轻畸重。比如，在陕西蓝田县，因为创造“乡约”而在儒家和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吕氏兄弟之遗迹无人问津，被各个部门逐一毁灭；而蔡文姬却因为一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戏剧而被地方政府奉为摇钱树，隆重建造了纪念设施。也正是门票经济推动地方政府热衷于建造西门庆之类人物的纪念设施。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文化在繁荣，文化也在毁灭。

　　门票经济也扭曲了旅游业。旅游业是最为典型的服务业，然而，在中国，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被门票经济所支配。地方政府只考虑门票收入，而忽略相关联服务业之培育。门票经济导致旅游业态劣质化，旅游产业结构扁平化，抑制游客消费意向。高额的门票本身就会严重影响游客的心态，对游客产生负激励。游客除了迫不得已购买门票外，不愿在旅游场所产生任何其他花费。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负激励，当地也许可以获得超过门票收入的服务业收入。

　　那么，门票经济有可能终结吗？现在看来，一点都没有。只要地方政府可以方便地把公共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圈占起来，只要地方政府以GDP为中心，那么，门票经济就会大行其道。反正，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劣质化不会在意，他们只在一个地方呆两三年，他们追求的是快钱，而圈地收门票来钱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