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徐霞客为今人留下一部4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被誉为“一个人的国家地理”。又一部用独特视野与思想丈量祖国版图的“国家地理”——《笔走大中国——一个人的国家地理》即将诞生，该书将于下月10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评价此书：“从独特的视觉感悟自然，观照人生，反思现实；以赤子情怀和诗人心性礼赞自然天籁，烛照历史人文。内容深沉广博凝重，表现丰富多彩，显示出一种开阔和大气的审美境界。”著名作家、编剧罗强烈盛赞此书：“作者几乎是在用自己一生的人文积淀写作本书。”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
 
不沉睡的山水情怀
 
走进陈大刚的办公室，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清爽。陈大刚拿过一只打火机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后说：“前些年我是一个有好烟就多抽几支、有好酒就多喝几杯的人，但现在不敢喝酒了。”这样的开场白，让记者豁然感受到他性格中的豪爽、阳刚与随和。
陈大刚现在是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市文联常委、市警察协会文体部部长、市公安文联秘书长。
陈大刚是古蔺人，曾在古蔺五中、郎酒厂、古蔺县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过，1979年调入市公安系统。采访话题也自然从古蔺谈起。
“古蔺的山水不如以前了，不过近年有所恢复。小时候，我们在夏天的傍晚经常能看到火烧天，那时太阳下山，满天通红，就像熔炉里的炉水一样。”陈大刚回味无穷地说。
小时候，陈大刚家住古蔺县城城郊，那时的他是个“好游”分子，经常和小伙伴上山摘野果，下河洗澡摸鱼，打“飞飞儿仗”，有时在河边玩得忘了回家，直到母亲黄昏时站在院坝边唤起他的小名，叫他“回来克了，回来克了”，才会恋恋不舍跑回家。
谁能想到当时痴迷于河滩山水间的孩童，四十多年后会走遍祖国大地，写下《笔走中国——一个人的国家地理》，这样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鸿篇大著。一切，只因深植于儿时心中的那份山水情怀。
 
版图上的人文情结
 
“不从物质条件讲，我认为农村孩子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能与山、与水、与大自然直接对话，真正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很重视对孩子人格的培养，会不定期地外出郊游，让孩子与自然亲密接触。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对孩子一生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陈大刚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在家乡黄荆老林，还是在台湾阿里山，每每听到林中的鸟鸣，就能勾起他心中关于母亲黄昏时站在院坝边喊他回家的记忆。儿时与大自然的对话，让陈大刚对大自然比很多人要多一分情感，这一情感已经上升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所以，在旅行中看到大自然遭到破坏、丧失原貌时，陈大刚的心都会滴血。
2007年，市作协组织到内蒙古去采风，陈大刚怀揣童年时萌生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憧憬而去。但真正到了草原，陈大刚的梦碎了：少了草，少了牛羊，少了骏马……草原不再是游牧的天堂，而是不伦不类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草原的夜晚，陈大刚听到已沦落为游客坐骑的骏马发出的“啾啾”之声，突然觉得这是一首忧郁的歌——是草原的马在唱，是草原的草在唱，是草原的星星在唱，是草原上的人在唱。然而，天堂已逝，家园名存实亡。“我觉得腾格尔的歌是在为草原召魂，是在为曾经活跃在草原上这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召魂。”陈大刚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草原上的黄沙与车辙，粗暴地开向草原的推土机。
从内蒙古回来，陈大刚写下了游记散文《是谁唱起忧郁的歌——我的内蒙感怀》。此文备受文友的赞赏，认为这篇散文不同于一般的游记，它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思考，融汇了人文、地理、历史、自然等各方面知识。
正是因为此文，让陈大刚有了一个大构想，从而有了历时5年的大行动——走遍全国各省市区，书写自己的“国家地理”。
 
行进中的文化反思
 
如果仅仅是对各地风景作抒情式记录或拍照式描述，陈大刚的《笔走大中国——一个人的国家地理》就谈不上“一个人的国家地理”这个概念。
陈大刚的游记散文写作有独特之处，如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一样，融入了个性化的感受与反思，正如泸州美学评论家王应槐评价陈大刚的另外两本个人著作《站立天地间》与《对自己好点》时说的“寓智于趣，融情于景知识丰富，接触面广，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知识都有所涉及”。可以说，这是陈大刚一贯的写作路子，他的作品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并感受到一种深厚的历史画卷。
“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与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误导。泰山海拔只有一千多米，和古蔺的一些山差不多，谈不上最高。据我分析，由于中华民族的最早发源地是黄河流域，所以处于黄河流域的人们在当时是最有话语权的，但活动范围局限了他们的认知。从秦始皇起，历朝历代封建帝王把上泰山祭祀作为国之大事，所以才会让泰山成为一座神圣而具代表性的山。实际上，泰山很普通。”这就是陈大刚通过亲身的感受与认知，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只有批评性的认知，才能真正认识与理解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养料，而不是圄囵吞枣，不辨真伪只管拿来。这既是陈大刚的学风，也是陈大刚的文风。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流，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少了‘高原文明’展现的粗旷与彪悍、‘海洋文明’涵盖的深沉与挑战，传统文化呈现出更多的‘阴柔’一面，缺少足够的‘阳刚’之气。”所以，陈大刚很崇尚悲壮而深沉的“阳刚” 文化。
“阿波罗神庙里铭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西方一个渔村出海口的海滩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献给已死和将死的男人’。这个渔村是靠这些男人出海捕鱼为生的，每次出海总会有男人丧生，但没人因此退却，他们仍然迎‘死’而上，这样一句碑文何其悲壮？这才是优秀的文化，而不像泰山上那些文人题写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语’，假大空！”
 
陈大刚的“悲壮”审美意识，与他工作在公安战线上带来的切身体验有很大关系。
陈大刚说：“作为警察，在危难之时明知会丢命，也要迎难而上。可以说，这个身份强化了男人的血性与阳刚，责任与担当。”所以，陈大刚的思想体系无疑被这种“悲壮”意识潜移默化地浸染着，总会以一种“悲壮、凄美”的视角去观察、感受那些已经逝失的和将要逝去的人和事物。
所以，《笔走大中国——一个人的国家地理》既是陈大刚的豪迈之旅，也是陈大刚的悲壮之旅。